成都双流机场提升安保等级 赶飞机需提前3小时到机场

本文从债务去杠杆的内涵、债务去杠杆的途径、明斯基时刻的判定和债务天花板这四个方面，厘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体制改革困难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现象。如果能出台一个类似十四届三中全会那样的改革行动纲领，局面将大不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特区已完全成为一个地方项目了。简单地说，开放就是要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不通过改革的发展，就是不好的发展 《同舟共进》：您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郑永年：中国经常讲三中全会，实际上只有两个三中全会比较重要，而这两次三中全会前都有激烈的争论。对日本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抵制西方的冲击，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能把广东的前海、横琴、南沙，福建的平潭，浙江的舟山都发展建立自贸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郑永年：领导人会有自己的想法。《同舟共进》：在社会压力和矛盾这么大的时候，政府如何积极应对，妥善处理这些挑战？ 郑永年：目前各种矛盾一直在积累，解决的思路是依靠改革-发展-稳定这一模式。卢雁：你一直提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可以大胆设想一下这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吗？ 李泽厚：路不能是设想出来的，那是空中楼阁。

在中国搞选举，关键是怎么个选法，一人一票只能这样理解：每个人都应该有参政的权利，这是对的，但是怎么运用这个权利，是选镇长还是选总统？这是两回事。加入WTO也是如此，当时我已在国外，新左派大骂加入WTO就是做美国的殖民地，他们认为中国会崩溃，但现在他们都无话可讲了。这两年，身居美国的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同语反复意义不大，我只谈最重要的问题。在人活着这个前提下，大家才会问怎么活、活在哪个境界里的问题。

所以现在讲民主，主要就是要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的规范条例，并且坚决执行。卢雁：既然水是经济，你最早提出的四顺序论也把经济发展放第一，政治民主放第四，一般我们认为先易后难，你为何还认为经改难过政改？ 李泽厚：政改很容易，今天一声令下开放报禁党禁，明天说不定1000张报纸、1000个政党就出来了，那不就乱套了么？中国是从绝对专制时代走过来的，现在到开明专制就不错了，进一步走到君主立宪就更不错了。

中国这么大，不搞中央集权是不行的。卢雁：不怕中央权力太大、过分集中吗？ 李泽厚：如果能够遵从《决定》说的宪法至上，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就不怕权力过大，我也会非常拥护这个权威，它有利于推动这个《决定》的执行。20多年前那场风波之后不就关门了、倒退了么？我为什么反对革命，就是因为为了避免发生对抗的局面，对抗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一贯的观点。自由、民主、宪政、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当然要讲，但中国不同于西方，具体的实现办法是由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君主绝非指个人，而可以是一个小集体），再到民主宪政。

李泽厚：对，20年来我坚决反对。至少使一些贪腐的手晚点伸，或者收收紧。所以再看这个《决定》，会发现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放松，因为想在改革、发展、维稳三要素的结构中保持平衡，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当然不满意，但这次没有加码，没有把什么不准、西化、分化加上去，也就不错了。这次《决定》里讲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任何地方军阀、任何个体都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就会重新陷入野蛮杀戮的丛林状态。2010年易中天问我怎么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我当时说，我不同意一些自由派认为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认为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如果走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这次《决定》里强调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这对国企、民企同样重要，所以前两年中国模式的讨论，争论究竟走市场的路，还是政府管制的路，学界分歧很厉害，新左派老左派都要求加重国营经济，认为政府控制少了，这个不对的嘛。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钱的力量盖过权的力量的时候，企业家就会想，我是不是不靠权力就能做好企业呀？如果我不巴结你我也能干好，我又何必巴结你呢？（见《中国企业家》2012年10月20日） 卢雁：你如此强调经济的作用，主要是受马克思的影响？ 李泽厚：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会不会过时？我说这要看对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

相对而言，政改很容易，今天一声令下开放报禁，第二天就可以实现。去年我讲过我们应该明确中国不要走哪条路。他说这话时的语气让人想起易中天在2010年拜访他后写的李泽厚印象：居然宝刀不老，依旧性情中人。不久前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让李泽厚有了开口的欲望，近20年来始终呼吁中国要走自己的路的他说：如果这个《决定》能够执行，最后完全实现，就是中国走自己的路很大的一步。我一直反对激进派，就是这个道理，看似革命，实际上造成倒退。比如现在产能过剩，各级政府都在抓生产，那就损害很大了，所以要赶快市场化，让市场来决定。

1995年我提出现代化的四顺序论，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首要的是发展经济，当时多少人骂我啊。李泽厚说，我还有个会挨骂的观点，经济改革比政治改革要难，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公开讲，你可以报道，因为经改的阻力非常大。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绝对权威不想变化大家都会促使它变化，到时它不向国际接轨行吗？很多东西会逼着它慢慢变化一方面，通过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规则，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势劣汰，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规则可能包括对垄断领域的逐步放开、环保与安全标准的提升、金融自由化背景下资金配成本与配置的市场化、企业税收政策的改革等。

短期来看，地方债务压力主要体现在债务集中到期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上，需要保障适度的融资规模与渠道畅通。2、主要体现在通过开放倒逼国内制度层面的改革，主要包括"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稳步推进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等。

未来新型城镇化六大支撑渐次展开，融资方式尤有创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要求产业进行合理布局和产业升级。对于短期增长，决策者认为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同时强调下行风险、结构性压力与不确定性，稳增长的必要性依然存在。对国内形势的判断认为当前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与此同时也提到了当前"经济运行存在下行风险"，以及当前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压制因素。

正如此前所预期，在改革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之后，2014年或将全面展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也将成为改革措施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着力点。将化解产能过剩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但有别于朱镕基时代的快速集中去产能，本轮过剩产能的去化，或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与政府作用的结合，产能去化与创新驱动同步。

  短期政策重在控风险、促转型、利民生 与去年一样，第二年的主要经济工作安排也是6条，但内容与排序上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具体内容的表述上也更为详尽、聚焦。土地改革的核心理念在于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收益权，实现城乡一体化，关键在于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

民生保障落到实处，细项政策定位明确。其中，"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有别于市场前期传言财政将由"积极"转向"稳健"，可能就是为"稳"提供政策操作空间。

"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目的在于解决低端群体的住房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地产税的完善等，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内外融合事实上也是我们所提到的拉动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三驾马车中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范畴。这样不同的人文笔触和感怀，在会议的文件中从未有过，应该值得给一些期待。

当然对于市场化的经济体来说也不奇怪，每隔一两个月，整个市场也会屏吸倾听全球印钞机司令部有意措辞暧昧的喃喃低语。与市场不同的是，我们强调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城市化率的提高，其目标主要是发展"三纵两横"超级城市群，尤其是其中60万人县、其中的镇等中小城市群。

  说来好笑，本来说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大家都还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地关注政府如何发挥更好作用，其实国人已经习惯了各种场合，官员滔滔不绝讲1个小时，市场人士讲3分钟的时代，如果真的改变，都需要时间来适应。其中，对明年国际形势判断认为会"延续缓慢复苏态势"，有别于去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的判断。

其中，户籍、土地、财税三大改革提供基础，产能合理布局和城市管理升级成为重要方式，以及城镇之外的农业现代化。针对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及环境问题，提出要"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的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加强源头治理，把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显示本届政府务实的做事风格。